德国能源危机分析及启示

　　一、德国化石能源高度依赖俄罗斯且短期内难以替代

　　作为欧洲经济规模最大、实体制造业能力最强的国家，德国能源消费总量巨大。根据德国官方数据，2021年，德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居全球第七、欧盟成员国第一，达到12193拍焦(PJ)，其中石油、天然气、煤炭(含硬煤和褐煤，下同)、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比例分别为32%、27%、18%、16%、6%。其国内发电量为554太瓦时，可再生能源、煤炭、天然气、核能发电占比分别为41%、28%、15%和12%。

　　但德国能源赋存并不能有效满足其巨大的消费需求，因而高度依赖进口。2021年，德国能源消费总量的64%来自进口，其中石油、天然气的进口比例分别达到98%和95%。德国煤炭资源丰富，但出于经济性和降低碳排放、加快推进能源转型等综合考虑，2018年德国国内硬煤企业全部关停，仅保留褐煤产能。此后，其每年大约3000多万吨的硬煤需求(约占其能源总需求的9%)完全依赖进口。

　　俄罗斯是德国化石能源的第一大供给国，俄乌冲突成为德国化石能源供应危机的“起爆器”。德国进口天然气的55%、石油的34%和硬煤的57%源自俄罗斯。在德国的化石能源主要进口国中，俄罗斯对德国出口的各类化石能源规模，均超过排名其后的两至三个国家对德出口的总和。不仅如此，德国进口天然气，完全依赖陆上管道运输，在今年以前没有建造LNG接收站等设施设备。这意味着，对德国而言，化石能源不仅高度依赖俄罗斯，而且一旦自俄进口出现危机，其在中短期时间内甚至不存在灵活调整的弹性空间。今年2月24日俄乌局势升级之后，德国联邦政府在第一时间宣布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并先后对俄实施金融、科技、贸易、能源等全面制裁，德俄关系急转直下，自俄能源进口面临重大不确定性。

　　表 2021年德国化石能源主要进口国家及其占比
 

　　(数据来源：德国联邦统计局)

　　二、俄乌冲突以来德国能源危局持续恶化

　　限制对德化石能源出口成为俄反制德国制裁的重要武器，天然气成为博弈的核心。3月，俄罗斯宣布不友好国家和地区支付俄天然气费用时必须以卢布进行结算，标志其正式将能源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政策工具。6月，主要负责对德国天然气出口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以西门子公司停止提供管道维修设备及相关技术为由，减少“北溪1号”管线共计60%的输气量。此后，俄方以同样的理由，反复关停“北溪1号”。此举直接造成德国进口天然气大幅减少。据德联邦统计局数据，自3月份以来，德国进口天然气总量明显下降，6—8月的逐月进口量仅为去年同期的一半。此外，2022年上半年，德国自俄罗斯进口的硬煤，虽数量上仍远高于俄其他贸易对象国，但结构占比已降至47%，较2021年年末水平下降了10个百分点。而由于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原油出口的制裁尚未生效，且俄罗斯的反制措施也未涉及原油，俄乌冲突以来，德国自俄罗斯的原油进口规模并未出现大幅波动。

　　围绕俄乌冲突而持续演进的欧洲能源地缘政治博弈，给严重依赖俄罗斯化石能源供应的德国造成了“量缺、价高、波动大”的直接后果。自2月底以来，德国天然气、电力、燃油和煤炭价格全面上涨，7月份以来煤炭价格涨势甚至压过天然气。燃油价格波动剧烈，上半年走出了M型行情，但从7月开始也呈现持续上涨态势。电力价格除了在6—8月份与天然气价格出现较明显的逆向变动外，其他时段均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德国发电结构中可再生能源达41%，风电和光伏发电超过28%，这是其电力价格与天然气价格关系出现季节性偏离的重要原因)，总体上呈现W型走势。而无论哪种走势，其价格水平均大大超出去年同期。

图 2019—2022年德国电力批发价格月度走势(单位：欧元/兆瓦时)

　　德国能源短缺通过两种逻辑加速深化蔓延、持续扩散，爆发全面的能源-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大增：

　　一是能源系统内部逻辑。在能源子系统互联互通程度更高的条件下，各类一次能源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更加紧密，在总供应紧张的情形下，单项短缺快速扩散至整个能源系统。尤其是借助二次转化，汇聚至电力领域，从而形成以电价飞涨、供电不足为中心特征的新的能源危机。德国(同时也是整个欧洲)当前的能源危机，实际上就是以天然气危机为直接原因、以电力危机为突出特征的全面能源危机。这是以往历次国际能源危机中不曾出现过的新现象。

　　二是能源外部逻辑。作为现代经济社会的基础和刚性需求，其价格震荡沿着产业链、价值链向外传导，成为全面经济社会危机的导火索。当前各项能源价格飞涨，除了显而易见的消费者负担更重之外(德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9月德国通货膨胀率高达10%，创1950年以来最高水平)，对德国经济社会更加系统、更加深刻的影响，在于对其原本具有较明显比较优势的实体企业的巨大冲击。首先是能源企业，尤其是以天然气业务为主业的能源企业，在天然气价格管制条件下，无法承受持续高涨的交易价格，不得不向政府申请特别援助或者宣布破产。如德国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商Uniper，6月份收到的俄罗斯天然气供货量减少了60%，导致后续商业损失数十亿美元，7月份被迫向德联邦政府申请财政援助。德国第三大天然气进口商VNG也于9月份提出了财政援助的请求。更重要的是实体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对能源稳定供应有较高要求的德国优势制造业企业，如汽车制造、化工、医药等厂商，被迫在持续的能源危机中实施向外转移。大众汽车、宝马集团、巴斯夫欧洲等整车制造商，德国海拉等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均已宣布在美国或中国扩大投资，同时压缩或转移其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产能，以规避能源危机的影响。

　　三、德国政府从多个层面强化危机应对

　　自2月份以来，德国政府针对不断深化的能源危机先后推出一系列应对举措：

　　将推进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转型上升至摆脱外部化石能源依赖，强化能源自主、安全的战略高度。对俄罗斯化石能源的高度依赖一直是德国能源安全的薄弱点。为此，德国早在上世纪就开始谋划通过能源转型、发展可再生能源实现能源自主、确保能源安全的战略。俄乌冲突后，德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建设更加安全可控的能源供应体系。发展可再生能源成为德国(同时也是欧洲其他地区)实现能源自主的战略部署。尽管随着欧洲能源地缘政治博弈的深入发展，化石能源危机不断加重，德国依旧坚持并加快推进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转型。5月，德国联邦政府制定《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草案，决定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快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进度，提出到2030年风电和光伏发电占比达到80%，到2035年实现100%可再生能源发电。同时，扩大投资，加速电力、交通、工业、建筑和农业五大行业的全面脱碳进程。7月，德联邦议会通过了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揽子能源转型法案修订案，包括《可再生能源法》《陆上风电法》《替代电厂法》《联邦自然保护法》等。一揽子修订案取消了2035年实现100%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目标，但提出了在煤炭完全淘汰后，电力系统实现净零排放的愿景。

　　阶段性取消对化石能源、煤电、核电的限制政策。一是暂时取消可再生能源附加税，助力稳定能源价格。二是继续支持核电发展。2011年默克尔政府宣布德国将在2022年关停所有核电机组。到2021年，在运核电机组仅剩3座。受能源危机影响，德经济官员表示将会推迟核电关停计划，并根据相关安全要求规定，对核电机组实施延寿安全改造。目前，德国核电机组关停时间已经推迟至2023年4月。三是恢复煤电运行，推迟煤电退役计划。德国联邦政府计划到2030年彻底关停煤电项目，但巨大的能源缺口和价格压力，迫使德联邦重新审查该计划。德经济官员表示，煤电厂的关停期限将推迟至2030年以后。7月，联邦议会通过的《替代电厂法》允许作为电网调节资源的燃煤电厂持续运行至2024年3月31日，涉及发电容量总计约8吉瓦。9月28日，德国要求备用电厂全部恢复运营，5个已经处于备用状态的褐煤机组被允许重启，至少可以运营至2023年6月30日，涉及总容量为1.9吉瓦。根据最新时间表，德国退煤时间为最迟2038年，但电力系统脱碳节点仍在2035年之前。四是管制碳费用的上涨。根据联邦法案，德国应在2023、2024、2025年将国家碳排放交易系统中交通和建筑领域的碳价格分别提高至35、45、55欧元/吨。目前，联邦政府已经做出决定，将延迟一年调高碳价。

　　加快建设LNG接收站，补足天然气供应基础设施短板。德国进口天然气完全依赖管道运输，没有LNG接收设施。2月27日，德国总理舒尔茨在联邦议会发表讲话，宣布联邦政府将直接参与建设两个LNG接收港，以增加天然气供应的多元化。5月5日，联邦政府与挪威和希腊各签署2艘LNG运输船的租赁协议，期限为7～10年。由于FSRU(浮式储存气化装置)项目工程建设周期短的优势，德国选择同步推进FSRU和陆上LNG接收站建设工作，而更加优先建设FSRU项目。目前，第一个FSRU项目选址威廉港，筹备工作已于5月5日启动，预计2022年底投入运营，规划每年再气化能力80亿立方米。第二个FSRU项目在布伦斯比特尔港，预计2023年投入运营，规划每年再气化能力为50亿立方米。第三个FSRU项目在汉堡港，规划每年再气化能力为80亿立方米，预计2022年底投入运营。到2023年底，德国FSRU项目的年度再气化总规模将达到400亿立方米。同时，德国正在规划建设4个陆上LNG接收站，预计年度再气化能力超过410亿立方米，最迟将于2026年全部投入运行。2021年，德国自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总量大约为410亿立方米。这意味着，如果LNG基础设施建设顺利，德国将有能力于2023年彻底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从而为德国政府实现最迟在2024年中停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的目标提供基础支撑。

　　推出一系列政府救助计划帮助家庭和企业度过危机。2月23日、3月25日、9月24日，德国联邦政府先后推出了三个能源救济方案。其中，第一个救济方案拨款160亿欧元，主要用于消费者电费补贴、一次性取暖费补贴、交通通勤补贴和个人所得税豁免。第二个救济方案拨款140亿欧元，重点为就业人员提供能源津贴，为儿童、失业人员等特定群体提供福利救助，降低燃料消费税等。第三个救济方案总拨款600亿欧元，除了继续增加消费者的能源津贴、特定群体的救助数量外，还重点宣布对电力生产商的利润实施最高限价，限制电网费用、家庭和中小企业的基准电量价格上涨，遏制供暖费上涨，为能源密集型行业企业提供定向援助等。9月29日，德国联邦政府提出“防御盾牌”计划，设立2000亿欧元的专项基金，用于干预能源市场价格尤其是天然气和电力价格变动。所有因能源危机而受损严重的企业、家庭和个人，都可通过法定的流程申请救助。政府将借助该基金，以资本重组、融资援助、损失补偿等方式，向有关企业，包括因俄罗斯供气中断而可能破产的天然气进口商提供必要支持。

　　四、从国家战略高度审视德国应对能源危机的阶段性成效

　　德国能源危机，直观上是能源问题，实则为国家战略问题。因此，评估德国应对能源危机的阶段性成效，最重要的是要把德国补强能源安全的效果，置于其更大的战略背景下进行全面审视。

　　首先，从德国对俄立场看，尽管能源危机持续深化发展，但并未动摇2月底德国政府已经确立的对俄强硬态度。因此，尽管出现天然气和电力价格飞涨、天然气供给缺口一度扩大、经济社会全面通货膨胀，甚至出现支柱产业对外转移的问题，但这些显然都仍在德国政府可承受范围之内。这些迹象在还没有扩大、引发更大社会动荡乃至政治失序之前，只能反证德国应对本次能源危机的措施是富有成效的，至少到目前为止仍然服从和服务于德国对俄战略需要。

　　其次，近期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德国今冬明春的能源供需矛盾或许并不比想象中更加尖锐。天然气价格9月份开始出现小幅下降，其冬储比例也已基本达到欧盟此前设定的安全度冬的要求。同时，德国与法国、英国和其他东欧国家相比，一项独特的比较优势是其褐煤储量和产能均极为丰富。德国重启煤电已经不存在法律障碍，短期内为解决能源危机而大规模开采褐煤也不存在能力短板。即便在最极端的情形下，德国也可借助煤炭实现能源保底供应。

　　再次，陆上LNG接收站的建设对德国能源进口、欧洲能源供需格局、乃至欧洲核心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将形成根本性冲击。回顾历史，强化与俄罗斯的化石能源关系是德国政府多年来刻意推行的一项能源战略，其根本意图是在俄罗斯与美国等其他油气出口国之间保持平衡，通过能源均势尽可能争取德国的战略自主。而大规模营造陆上LNG设施势必大幅降低俄-德天然气管道的战略意义，并为大规模进口美国、卡塔尔、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LNG提供基础支撑。对德国能源设施系统而言，此举是必要的强基举措。从长远来看，此举将大大强化德国与西方国家的内在关联，并在客观上为更加疏远俄罗斯提供条件。

　　五、德国能源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做出了“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的战略判断。在越发动荡的全球局势中，如何有效确保我国能源安全，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德国经验和教训的启示在于，能源安全不能脱离政治安全、战略安全而单独存在，不能就能源而孤立地谈能源安全。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头十年，德国曾经以大幅增加对俄能源进口，作为抵消中东产油国能源政治博弈优势的筹码。短短二十年，形势巨变，不是能源系统、能源安全本质出现了颠覆性变化，而是统管能源战略的更高层次的国家大战略发生了变化。

　　反思德国强化能源安全的各项举措，对照我国具体的经济社会、能源禀赋条件，可以得出两条启示：

　　第一，煤炭是我国能源安全的“压舱石”，对国民经济有序运行、能源安全有效保障发挥兜底作用。煤炭之于能源安全的战略意义，正在能源危机的“德国场景”中全面展现。我国大力推进能源转型，要立足于煤炭清洁利用这样一个基本前提有序实施。

　　第二，立足全球市场、大力实施开放条件下的多元化战略，能有效提升能源安全裕度。满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潜在能源需求，必须立足全球能源市场，高效、多元地利用好所有可以为我所用的能源资源。这包括至少三重内涵：一是能源品类的多元化。不仅油气资源，其他有经济效益的能源资源都要立足全球市场，放开、搞活。二是进出口的多元化。根据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情况，宜进则进，宜出则出，有进有出，灵活选择。三是市场主体、目的国、运输方式、交易机制等全环节全链条的系统多元化。通过多元化降低任一环节对单一要素的单向依赖，构建开放条件下的弹性能源供应体系。（国网能源研究院  苗中泉 菅泳仿 王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