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日本关西电力公司宣布，位于福井县的大饭核电站3号机组在当日凌晨1时达到满负荷运转。这是5月初北海道电力公司的泊村核电站3号机组停运约2个月后，日本核电站首次正式重启。此前，数以万计示威者在日本首都东京市中心首相官邸前集会，抗议野田佳彦政府批准7月1日重启大饭核电站。
就在日本纠结于“有核”与“无核”之间时，中国正在实施核电建设的远大规划。按照规划，到2015年，中国核电装机规模将达到3900万千瓦；到2020年，核电装机规划将提高到8600万千瓦，占届时总装机的5%左右，在建规模为4000万千瓦。很显然，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将是全球最大的核电站建设市场。
作为独立的智库，安邦一向对中国庞大的核电建设规划持保留态度。我们认为，中国的核电发展规划过于庞大而超前，它不仅在中国造成巨大的安全隐患，还会带来极高的综合成本。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大规模的核电扩张将使中国走上一条很难回头的核电之路——不仅在核电建设阶段需要大量引进技术，还要于运营阶段在全世界寻找稳定的核燃料供应——这将使得中国的核电工业在技术和资源两个领域暴露出“软肋”。
先来看技术问题。国内目前已经明确了以三代技术为主流的技术路线，其中采用AP1000技术的示范项目（4个）多于EPR（2个），显示了AP1000在未来核岛自主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国内正在加紧研发的AP1400和还未提上日程的AP1700，都要以消化引进的AP1000技术为前提。这个方向确定了，未来中国在核电技术上对日本的依赖性将会很大。
虽然日本公司并非国内早期核电项目的主要供应商，但东芝对西屋的收购已经改变了全球核电技术版图。事实上，日本企业已逐步成为全球核电技术的中心，东芝（三井财团）—西屋、三菱重工（三菱财团）—阿海珐、日立（富士财团）—通用电气，这意味着全球核电技术最重要的三极都插着日本国旗，尽管后两极不是控股而是战略合作或联盟。日本财团大手笔切入核电技术版图的态势显示，中国发展自主核电技术绕不开日本财团。
此外，在核资源储备上的问题更大。官方资料显示，目前全球435个运营中核电站每年消耗约7万吨铀，最晚到2020年，现在已开发铀矿就将开采完毕。中国铀矿储量不足10万吨，属于贫铀国。虽然国内铀矿年产量只有1000吨左右，2011年却消耗了4400吨。如果按照2020年装机目标的低限（6000万千瓦左右）计算，届时每年需要的天然铀将达到1万吨。很显然，中国未来的核电产业能否安全运营，有赖于能否在国外找到稳定的核燃料资源供应。
在核电领域，技术与资源的一体化不乏先例。如阿海珐不仅是设备商，也是2009年全球最大的产铀公司，类似的案例在俄罗斯、加拿大都有。不过，没有一国能够像日本这样，系统性、协作性地在全球同时控制核电技术和核资源，而日本财团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上述技术版图中的三个日本玩家，同样是争抢铀矿资源的巨头。三井旗下的三井物产、富士旗下的丸红、三菱旗下的三菱商事，在铀资源领域的并购相当频繁。再加上伊藤忠、住友和各大电力、石油公司，日本以财团为凝聚力、以商社为执行力的资源占有战略相当有效。
从近年情况看，三井财团的策略相当有效：属于三井财团的东芝花了40多亿美元收购西屋电气之后，又拿下中国80亿美元的核电订单。三井物产一头从美国拿技术，另一头圈住铀矿，而这两个领域的主要需求者都是中国。
我们还注意到，在与哈萨克斯坦等铀矿大国的官方交往中，日本动手更早，实质性成果也更多，而且背后还有政府策划的影子。如2005年日本5大综合商社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就参与其中。2007年东芝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当时的经济产业相（部长）也随同前往。不仅如此，日本企业与各国大手笔的铀矿进口协议，以及各种核能产业集团、金属矿业事业团的成立，也离不开政府的推动。从日本囤积铀矿石、储备重要的核原料钚等一系列动作来看，日本正在核能原料方面作周密的战略安排。
日本财团并不讳言对中国的警惕。东芝公司把自己持有的西屋电气10%的股份转让给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工业公司，将其纳入“三井共同体”。三井物产发言人明确表示：“我们必须在中国竞争到来之前，确保铀的份额。”
我们认为，中国大规模发展核电站，在加大安全风险的同时，也加大了中国在核电技术和核燃料领域的对外依赖。安邦不断呼吁中国缩减核电发展规模，实际上是在战略上减少未来面临的风险。因为如果照此发展下去，中国目前在石油问题上面临的困境，将会在核电问题上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