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想象一下，把世界最先进的核电技术和输电技术配套，向俄国与美国这样地大物博的国家输出，既可增加产品竞争力，还可让自己的电网与周边国家链接，这不仅能促进中国的工业发展，还将创造庞大的工作岗位
对于那些赞成中国政府放松房地产管控的人来说，今年二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是一个极为有力的佐证。7月13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GDP增速7.8%，其中二季度GDP增速7.6%，跌破8%。这是200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首次跌破8%。这一情况让中国的决策层深感紧张，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连三天主持召开座谈会，围绕当前的经济问题讨论中国下一步经济走向。
与三年前不同，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内外交困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欧美在经济危机二次探底后，经济由原先设想U型反转向L型演变，在这一悲观的预期下，欧美各国开始裁缩需求，并对企业实施贸易保护。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综合统计司司长郑跃声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11年，中国出口产品遭受到69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美国与我们的贸易摩擦最为频繁。而在相关学者看来，鉴于全球制造业PMI及其新订单指数均持续下滑，未来外需恐愈加疲弱。
另一方面，自前年开始，中国政府用房地产调控来压制“虚高”房价，这使得中国在目前持续下滑的GDP面前很难拿出强有力的刺激手段来稳定下滑的经济数据。从今年7月9日开始的上市公司半年报已公布的中报业绩预告来看。逾四成公司上半年业绩“下滑”，业绩整体预期明显低于前两年。7月8日到1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的密集座谈会让很多业内人士感觉再次回到了2008年4万亿刺激计划出炉的前夜。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纷纷微调房地产政策来试探政策反应，各地房地产再次出现量价齐升的现象。经济学界有一派观点认为，中国GDP如果想要止滑回升，就要放松对房地产的调控。7月15日，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院长、汇丰商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海闻在某论坛公开表示：“此次中国GDP破8与政府房地产调控过于严厉有关。”
“中国经济迫切需要一块增量来替代房地产。不过，想要找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却不容易。”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邢国军认为。实际上，房地产上下游相关产业有60个，是中国最重要的支柱产业。据媒体统计，房地产未曾调控之前，房地产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额的近四分之一，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二分之一。房地产调控新政出台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纷纷推迟，地方政府债务迅速显化。近期，银行业也步其后尘，根据中国银监会数据，2012年银行不良贷款率出现上升，尤其是从去年四季度开始，整个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总额环比出现“双升”。
这样的数据让人沮丧。但是，解决方式已逐渐浮出水面，那就是——让一批像核能的产业成为后房地产时代的有效替代品。在5月29日中国工程院召开了一次核能研究课题组研讨会，建议我国在2015年核电总装机约4,000万千瓦规划的基础上，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达到6,000-7,000万千瓦，新建约3,000万千瓦。按照目前国内100万千瓦的机组平均造价150亿元计算，这预示着未来仅核电站建造一项市场规模就达上万亿元。
安全的成本
尽管前景诱人，但不可否认世人对核电的恐惧正在被放大。福岛核电事故之后，很多国人对核谈之色变，甚至在此问题上对政府、对理论产生了信任危机。而由于核电技术复杂，科学事实不容易被普通民众所认识，而媒体的科学性也不足又使这一危机很难解除。这样的情绪如果不适当进行引导，那么很容易引起过激举动。“人们经常问我核能是否安全，而我的标准回答则是：对，就跟坐飞机一样安全。飞机坠毁事件的确偶有发生，但高效率的安全系统能确保其发生的几率微乎其微。”国际原子能机构原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在谈到核能的安全性时这样告诉记者。
美国科学与健康委员会主席伊丽莎白•惠兰也在她的一篇文章中称：美国三哩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并未造成一人丧生，也未对公共健康造成影响。相关研究也表明，如今的核反应堆与当年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时的核反应堆相比，设计更加先进，在安全性上有很大的提高。而且从美国发展核能50多年的历史来看，到现在为止，尚无一人死于核事故，在上一轮核电建设高潮以后，核电行业的核反应堆设计领域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未来的核反应堆已经有了更好、更安全的设计理念，在安全性和可靠性方面都比之前的标准要高。现在核能技术已发展到第二代，其安全性达到了新的高度。
中国政府决定把“宝”压在AP1000身上。2007年3月，随着中美间两份重要协议《核岛供货合同框架协议》和《技术转让合同的框架协议》的签署，美国西屋公司和绍尔公司组成的西屋联合体在我国的第三代核电招标中正式中标。AP1000的设计理念是“简化设计、模块建造和非能动安全”，核心是非能动安全，简而言之是在断电的情况下，也可以在温度超过一定值时自动启动冷却功能，因此留下了72小时的断电反应时间。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专家委员会专家汤紫德曾告诉记者：“AP1000安全目标比现有核电厂领先约两个数量级。”在经济性方面，AP1000核岛系统设计简化，厂房建筑和设备配置都大幅减少；其次，AP1000采用模块化设计和模块化建造技术，可有效控制、缩短建造工期；AP1000的核燃料采用简化设计和长周期换料（18至24个月），有利于减少运行维护工作量，降低运行成本。
虽然数据诱人，但AP1000并非没有受到质疑。2011年3月7日，曾多次主持过有关核安全听证的美国资深核安全专家、民主党众议员Edward Markey，写信给美国核安全监管机构NRC主席Jaczko，要求在AP1000屏蔽厂房设计安全性方面我们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之前，不要对AP1000反应堆的设计下最终审批结论。同年4月，由AP1000监察组等13个组织，联名向NRC的主席等5位最高领导，投送了要求暂停AP1000设计认证审查的请愿书。5月20日，美国NRC主席发布关干AP1000审查的公告。NRC对西屋公司的AP1000反应堆设计的审查，确认AP1000存在一些技术问题尚未解决。NRC将始终遵守对公众安全和在保持透明的承诺，只有在有关安全问题解决后，NRC才可以考虑颁发设计认证证书。NRC对西屋电气公司AP1000，特别关注的问题是安全保护壳的设计，能否遏制事故条件下的压力峰值。NRC已向西屋公司明确提出要求，必须给NRC满意的证明。
可是，AP1000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阶段。相关部门发言人在一次论坛上对记者强调说：“AP1000首次在中国建造，对国内装备制造业是一次严重的挑战，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一旦实现了国产化，中国将成为三代核电技术的示范基地，中国也将成为AP1000设备的主要供货商。”这等于是在中国进行AP1000的技术试验，风险不可谓不大，按照经济学来看，风险应和回报成正比。那么付出如此成本，中国核电想要什么？
弃而不弃的核电站
现在谁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核电强国？可能很多人都不会把答案和日本联系起来。但实际上，日本核电技术近些年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它不断用收购、参股、自主研发的方法向核电领域全面渗透，目前已基本控制了世界核电产业的技术研发、工程设计和设备制造等关键领域，特别是此前，日本企业通过收购西屋公司，已把第三代核电AP1000技术揽入怀中，现在，世界三大主要的核电提供商中，日本已渐有后来居上之势。就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前，日本经济产业省还雄心勃勃地在其主导制定的2010年“能源基本计划”中，将发展核能作为国家重点战略来推进。报告称2010-2022年将投入运转14座新核电机组，届时日本全国共计67座机组，发电总量达68,060万千瓦。
可是福岛核事故却打乱了日本核电战略，在越来越高的民众反核呼声中，日本依据本国《电气事业法》宣布，去年发生事故的福岛第一核电站1-4号机组正式报废。从4月20日起，日本国内所有新建核电项目亦被冻结。可是，这样的经济损失远超日本政府的预测。福岛核事故前，日本电力供应约三成来自核电，在日本制造业中心的关西地区，核电占关西电力公司总发电量的五成。法国路透社报道，在停止核电站后，2012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到2.5万亿日元（折合317.8亿美元），是去年贸易逆差的5倍，而主要原因正是核电站停运后大量进口燃油发电。不得已之下，日本政府于6月16日正式决定重启关西电力公司大饭核电站两台机组，这标志着日本放弃核电不到两个月，就改张易弦。
之所以日本政府弃民意于不顾，主要是因为和其它能源比较，核电有着相当大的成本优势。根据美国核能研究所的估计，日本核电成本只有2.03美分/度，煤电、天然气发电和石油发电成本分别是核电的1.5倍、2倍和6倍，也就是说无论使用哪一种石化能源代替核电，日本的电力成本都将上升至少50%，对日本制造业的打击不逊色于任何一次“石油危机”。如果这种局势持续两到三年得不到改善，日本企业将不得不寻求海外发展，而国内产业空洞化造成的失业人数将增加约20万人，最终日本的GDP将被拉低1-5%。
这并不只是个特例。此前，国际能源署（IEA）与经合组织下属的核能机构（NEA）联合发布了一个名为《发电成本预期（2010年版）》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IEA联手NEA召集了来自28个国家的50多名科学家，对21个国家的190座电站进行了研究比较。而根据调查结果，当贴现率为5%时，需要大量投资的核电就优于煤电，成为最有竞争力的发电模式。当贴现率为10%时，燃煤电站就是最经济的选择。一般情况下，5%的贴现率反映了在受到监管的市场环境中可以接受的风险；而10%的贴现率更多地体现了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可以接受的风险。报告显示，即使在贴现率为10%的情况下，亚太地区的核电平均成本仍要比风电低一半左右。除此之外，核电在稳定性方面更是让很多政府和企业难以割舍，根据资料显示，现在大多数商用核电站的预期使用年限都在60年左右。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世界会再次兴起“复核”运动，不久前，奥巴马政府再次强调，核能是美国未来能源政策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今年2月，美国核管理委员会30多年来首次批准新建核反应堆。专家预计，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仍将持续大力发展核能。美国核能研究所专家汤姆•考夫曼测算，目前，美国104座核反应堆满足了全国19.6%的电力需求，在美国的无污染、低碳电力来源中，核电占68.9%，这意味着核能是美国迄今最大的单一清洁能源来源。“当然，这种情况还会持续。”根据美国政府计划，2035年美国将有80%的电力供应来自清洁能源。
美国的表态让更多的政府松了一口气。法国政府在各方参与讨论的基础上，通过并颁布一系列法律，如《能源白皮书》、《信息透明与核电安全法》等，为核能的建设与发展保驾护航，近日，法国电力公司宣称，计划为英国建造4个核反应堆的项目寻找合作方。不过，这样的动作在俄罗斯眼中肯定不值一提。去年，俄罗斯国家核能公司开始在亚洲和中东着手出口，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土耳其到越南，再到尼日利亚和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核电正逐步把这些地区“划入治中”。今年，俄罗斯开始进入欧洲市场。6月，俄罗斯国家核能公司（Rosatom）表示，“非常有兴趣”参与匈牙利帕克什核电站的扩建招标项目，并为此项目投标做好了充足的准备。8月2日，俄罗斯与英国达成协议，希望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与英国劳斯莱斯公司在英国境内以及第三国合作建设核电站。
不久前，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报告预计，到2035年核电规模将增长44-99%，这与两年前所预计的37-110%的增幅几乎没有太大变化。
中国的算盘
看到这里或许你已有了一些线索，那么，让我们一起把它拼出全貌。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电力需求逐年增加，电力供给难以满足电力需求（这也是在经济危机期间需求大于供给的最重要的产品），这一现象已经成为世界性难题。有人曾形容说：“有电的地方就有电荒”，自进入到21世纪，美国平均两年就会发生一次电力危机，2003年8月14日的美加大停电震惊了世界，英、德、日等国家电力缺口也一直是困扰其政府的难题。而中国的电力缺口尤为严重，2011年4月13日，华东电网公司《华东电网2011年迎峰度夏暨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夏华东电网迎峰度夏各项生产任务将十分繁重，电网安全生产压力空前巨大。“这可能是自2004年电荒以后最严重的一次，它直接拉低中国经济的发展，远比房价对经济的影响要快”一位发改委的研究员甚至这样间接评价电荒的危害。
电荒凶猛，2012年7月，印度出现大面积断电现象，期间由于电网故障，甚至一度有6亿印度居民无电可用。当然，出事的电网给了印度政府一个绝佳的借口，实际上，即使电网完好，该国仍有3亿老百姓（即25％的人口）仍会用不上电灯。但即使这样，印度依旧不是世界上电力最匮乏的国家。在埃塞俄比亚、刚果、坦桑尼亚、肯尼亚及缅甸等国，有超过八成的老百姓根本用不上电。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世界经历的是新的能源危机。在大规模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疯狂的背后，是全世界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与正在捉襟见肘的能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进入21世纪之后，为什么世界上会出现多处局部战争与动荡，各国正在进行争夺能源的前哨战，并藉此缓解日益积累的矛盾。”
是不是有点意思，不要急，更有意思的在后面。“中国之所以愿意用做实验场的成本来大力发展核电，正是中国明白如果把自身原有产业和它对接，将拥有其它产业无法比拟的效果。一箭双雕。”
对现在的中国经济增长来说，最棘手的问题无疑是产能过剩。中国银行(601988,股吧)国际金融研究所分析师李建军认为，中国经济出现的困难，最主要因素有三。一是显而易见的外需萎缩，此前，外需已成为消化中国过剩供给的主要市场；二是中国生产成本中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三是逆周期宏观政策调控的必然结果。“对于中国目前遭遇的经济增长瓶颈，最可能的突破口应该在于投资。不过，经过一轮的大规模刺激政策之后，其所带来的资产泡沫和潜在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等负面效应过于明显。”这就如鲁比尼所言，“中国内部到处充斥着在实物资本、基础设施和不动产方面的过量投资。”
可是，核电却是大规模投资的一个例外。去年的核电停摆，使得核电在其它新能源大干快上的疯狂时期得以休养生息。而作为新能源中成本最低的可行性项目，核电能吸收接近于房地产一半以上的投资和消化庞大的过剩产能。根据美国专家对核电与煤电运行成本的报告可以看出，核电投资折旧在成本构成中约占56%，燃料费用约占20%；而煤电情况则是投资折旧占38%。中国核能动力学会经济专业委员会原主任温鸿钧曾在2004年对我国核电上网电价进行过统计，中国东部煤炭市场价测算国产超临界机组上网电价为44.04分/KWh，而以我为主的核电站上网电价仅为32.37分/KWh，国产核电价格是煤电的73%。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发展核电可以避免中国以前各产业重复建设的老路。
如果你认为核电就这样就可以被称为替代房地产的最优选择，那么你一定没弄明白中国为什么要加快消化AP1000技术。其实单从核电技术来看，中国即使首先完成AP1000建设，在面对法、日、俄、美四国竞争时也未必占据绝对优势。但请不要忘了，中国还有另一项在世界上独占鳌头的电力项目——特高压技术。截止到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建成了特高压线路。2009年1月16日的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试验示范工程正式建成投运是一个标志——均衡能源供应成为可能，而这极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主要趋势。
不久前，德国从电力出口大国变成进口大国。目前德国从法国、荷兰等国大量进口电力，而进口电中多数为核电。此前，捷克为了满足德国增长的用电需求决定新建核反应堆。而德国突然增长的电力进口对捷克、波兰等周边国家30年前建成的输电系统带来巨大压力。有分析称，德国最后可能会变成意大利——虽然国内放弃了核电站，但进口的电力多数来自外国的核电站，而且还无法掌控电价。与德国相反，法国早早做起了核电输送生意。据有关方面统计，法国核能工业创造的附加值每年达200亿至280亿欧元。
让我们想象一下，把世界最先进的核电技术和输电技术配套，不仅可以增加产品的竞争力，向俄国与美国这样地大物博的国家输出，和可以让自己的电网与周边国家链接，这不仅促进中国的工业发展，还将创造庞大的工作岗位。
追赶 下一次产业革命
尽管最近几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都是第一名，而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的各种壁垒也间接证明，面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日渐强大的技术追赶力量，发达国家也有所担忧。但是如果中国不能赶上这次产业革命，只能继续以低成本、低价竞争赢得市场，在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中被边缘化
| 文 • 本刊记者 陈曦
制造业之外的吸引
2012年8月7日，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五家渠市合作签署总投资为 30.6亿元的肉羊产业投资合作项目。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疆乃至全国最大的现代有机畜牧产业化基地，产品将优先供应新疆市场。
据日发集团董事长、日发新西域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捷介绍，项目建成达产后，年屠宰加工肉牛将达到30万头、肉羊300万只，生产加工15万吨优质有机牛羊肉，年销售额超过100亿元，
这条新闻乍看似乎没什么噱头，其实内藏玄机。日发集团是浙江纺织机械与机床设备制造商，并且已有一定规模。日发集团旗下有浙江和山东两处纺织机械制造基地，产品覆盖全国各地，并且出口到其他多个国家。日发集团下属的数码精密机械制造基地也是浙江省机械行业的骨干企业和原国家机械部数控机床重要制造基地，也是国内唯一一家能够同时生产数控车床、立式加工中心、卧式加工中心和龙门加工中心的企业。
从制造业转型到畜牧业是很大的跨度，在纺织机械和数码精密机械方面做得不错的日发集团为什么把触角伸到毫无经验的畜牧业呢？日发工作人员介绍，原本的两个机械制造业务都做到了几亿或十几亿的规模，但是企业现在对机械制造的兴趣减少了。“做到这个程度再做大空间也不大，所以想要转行。”
像日发一样对于传统制造业“审美疲劳”的企业远不是少数，之前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武钢也是其中之一。2012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邓崎琳透露，武钢准备建万头养猪场，而且年内就出栏。武钢计划在非钢产业上投资390亿元谋求发展，除了养猪种菜，还计划开展代为接送幼儿园孩子，甚至疏通下水管道等业务。
联想的前任掌舵人柳传志也公开表示，农业是联想“非常重点”的一个行业，联想做大现代农业的决心很大。在农业方面，联想将从如水果、肉类、杂粮等项目开始，从种植、生产、运输、储存、销售等各个环节加以把控，最终打造一个统一的食品品牌。2010年，联想集团成立了农业投资事业部；2011年年末，集团高级副总裁、新兴市场总裁陈绍鹏调职领导联想旗下新的核心新业务——现代农业。
制造业的领军企业转型到农业的还是小部分，另外也有部分企业向文化产业转型，更多的是向服务业转型。
是这些行业更有吸引力，还是制造业已经失去了魅力？答案是后者。
好日子过去了
过去20年中，中国的制造业突飞猛进得到了“世界工厂”的头衔。小到针头线脑，大到飞机轮船，中国人都能造得出来。动辄几百亿甚至上千亿投资的各种产业园更彰显各地政府和大企业对这个行业的信心，但是为什么制造业企业会逐渐开始转移阵地了呢？
现在，到了不得不改变的时刻了。中国元智库创始人张庭宾在博客中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既有的粗放世界工厂模式已经走入死胡同，中国高能耗、高资源消耗的发展模式已经撞了南墙，中国高度依赖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模式也走到了尽头，现在的中国必须深刻反思，真正走上“以人为本”的“科学可持续发展”之路。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原副院长屈贤明在接受《中国新时代》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讲了至少十几年的转型升级，转变发展方式，实际效果不是很大。中国的产业升级不能实现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过去一直高速发展，企业不需要转型升级就能盈利，谁还去费事搞升级呢？”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GDP维持30多年的增长，且增长平均速度长期位居全球第一。如此快速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深入。
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必然需要大量的产品，使得中国内部市场一直维持增长势头。另外，中国的低廉成本吸引了很多外国企业来华设厂，杠杆作用带动了本土制造业的全面提升。
以装备制造业为例，2010年之前，行业产值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对于企业而言，因为需求旺盛，即使产品技术水平一般，便宜点也能卖出去，而且产量大了成本自然降低，收益也很好。所以，企业的基本发展模式就是：圈地，建厂，扩大产能，同时尽可能地降低经营和人工成本。虽然有时盈利水平不高，但是利润率也有百分之几，总是能够赚到钱。特别是一些先行的企业，先发制人，赚得更多。这一模式在市场扩大的时候起到了助推行业发展作用。所以，出现了振华重工(600320,股吧)、沈阳机床(000410,股吧)等在国际上数得上的大企业。
如此粗放型发展方式带来的问题是，材料消耗大，污染严重，制造出的产品技术质量都不高。过去，装备制造业发展依靠的是扩大产能、低价的劳动力和生产要素成本以及环境代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在某论坛上举例，从大的经济结构上看，在中国，一百元的总产值中，工业已经占了47%（2011年）；相对于世界来说，去年世界的平均水平是一百元产值当中只有26元是工业产出。可以看出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超出世界一大截，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
快速奔跑的时候，人们很难停下来思考未来的路要怎样走。同样，只要是还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政府和专家再怎样呼吁转型升级，都是徒劳的。只有缓下脚步，当高速的增长暂停，市场疲软，企业遇到活下去的困难的时候，才会真正考虑转型升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黄群慧三年前已经指出，如果将整个工业化进程按照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划分，我国整体上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屈贤明也认同，中国至少已经进入或者即将进入工业化的后期。
工业化后期的特点是，重化工占的比例微微下降。实现工业化之时，制造业的比例会有更大的下降，服务业比例上升。屈贤明说，“这是规律，也是其他国家工业化走过的路，我们国家也不可能跳过这个时期，就是说制造业比例不会继续增长，制造那么多的洗衣机、电视机，谁买呢？ ”
过去，GDP增长速度是10％，装备制造业的速度是20％，两者的比例是1:2。2011年机械工业增长11％，只比GDP的增速高几个百分点，未来，这一比值将基本持平，而且成为常态。
如果把本国工业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下行称为内忧，国际经济形势一片低迷更凸显外患亦不会轻易消失。
屈贤明表示，有人期望，过了上半年，下半年就会好，或者过了今年，明年就好了。当然，也许明年比今年好，但是像从前那样的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的情况是不可能的了。那样扩张的市场不会再现，事实上，现在很多工厂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滞销。
下一次 信息化革命
Netscape创始人、硅谷著名投资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2011年曾在《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上发表《软件正在吞噬整个世界》的文章称，当今的软件应用无所不在，并且正在吞噬整个世界。文章总结“这是一个伟大的机会，我明白该把自己的钱投向哪里”。
数月之后，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在今年4月发表了一篇名为《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文章，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个核心就是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智能化制造的发展。
屈贤明也认同下一次产业革命将是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产物。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体现在技术、产品、业务及产业四个方面。
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助理、中国人民大学讲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研究员、香港凤凰卫视财经评论员朱文晖也对新一次产业革命有如下评论，“信息产业革命，数字化的时代开始，其实现在确实是个革命，但是这次革命不是以能源为标志的，而是以掌握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为标准。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更多是以能源为突破口。我想不管怎么样，第三次产业革命，与80年代讲的新产业革命是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数字化的技术，然后把这个东西可以无穷地进行分解，变成0和1这两个数字的技术来进行处理，然后伴随智能化制造。
几家之言虽不尽相同，但是均认可，下一次产业革命的核心将是信息化和智能化更深入的应用，换言之是计算机技术的广泛推广。
将电子信息技术渗透到产品中，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实用便利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数控机床和数码相机。普通机床加上电子数控系统之后就变成了数控机床，数控机床的可靠性更高，且节省劳动。数码相机的出现完全改变了摄影的规程，照相变得更便捷，几乎完全替代了传统相机。数控机床和数码相机的诞生均为本行业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
继数控机床和数码相机之后，3D打印机以全新的智能设备的姿态出现。3D打印机可以“打印”出真实立体的物体，功能上与激光成型技术一样，采用分层加工、迭加成形，即通过逐层增加材料来生成3D实体，与传统的去除材料加工技术完全不同。
北京市上拓科技有限公司对《中国新时代》介绍，3D打印专业术语是快速成型机，采用快速成型技术，可以在几小时内完成一个磨具的成型，节省了原来多模块设计、制造时间。该技术可以应用在航空航天、汽车及其它交通工具、家电及电子消费品、医疗及牙科正畸等多个领域。以交通工具为例，快速成型技术已经应用于商业交通工具的研发过程中，包括汽车、摩托车等行业都在采用快速成型工艺进行零部件及内饰件的开发。技术应用成熟，材料选择广泛。上海大众、上海汽车集团、宝马等等企业均有不同应用。所有宝马概念摩托车的塑料覆盖件都采用快速成型制作并装配完成。优异的热塑性工程塑料材料性能，使得快速成型朝着直接数字化制造的方向发展。
计算机技术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更先进的硬件产品，也将让生活和办公变得更加方便。
一次聚会上，大家跟负责摄影的朋友索要上次聚会的照片。朋友随身携带的手提电脑中怎么也找不到之前拍摄的照片，猛然记起来将其存在了某个U盘中，于是无奈地叹息，“真希望现在就用上windows 8”。
windows 8是微软新推出的操作系统，它的一个大变化就是Windows Azure云计算操作系统，云计算模式弱化了终端功能，以互联网为根基，为用户提供各种在线云服务，凡是可以连接互联网的终端，基本都可以通过在线租赁各种软硬件资源从而实现各种应用。
北京美地森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游峰介绍，简而言之，云计算如果得到充分运用，未来，我们可能只需要一个平板电脑，就能进行现在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所进行的操作。
美地森对云计算的理解是，将大量用网络连接的计算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构成一个计算资源池向用户提供按需取用的服务。这个计算资源池可以想象为电网，水网，用户不用去关心资源来源何处，由谁提供。用户的“需求”被虚拟成“计算”，对于用户而言，实用“云”上的数据就像实用水和电一样简单便利。
最初，人类用石头和绳子记载事情。纸的发明让人类摒弃了沉重的石头和绳子，转而把事情记录在纸上。后来，计算机的发明，允许人类通过计算机完成很多工作，堆积如山的纸质文件被存放在硬盘中。现在，硬盘可能被一个个大型的云储存设备代替，最终，人们在工作的时候可能只需要一个平板电脑，所有的数据都将从中心存储器上下载。
美地森技术总监王劲凯说，这是一场新的革命，并且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大空间。1981年8月12日，IBM推出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带来了一次计算机革命。一场新的革命正在悄然兴起，多个独立终端的电脑将被一个中心的存储器替代。
抓住中国机会
《经济学人》的文章还提出，当制造业走向数字化，它会改变所有既有认知，制造业将返回到富有国家。文章字里行间的意思是中国优势不再，将被淘汰出局。
现在中国面临的是两头受压的形式。一方面，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和英国等，都重申要回归制造业。奥巴马总统在讲话中多次提出要重振制造业，鼓励企业离华返美，并给予回到美国的企业多项政策支持。这些国家在制造业上的目标是依靠先进技术和创新的高端制造业。另一方面，越南、印尼等国家有更低廉的劳动力和生产要素成本，吸引了很多制造企业前往开厂。企业总是寻找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越南的制鞋业已经吸引了耐克、阿迪达斯这样的品牌。到越南和非洲建厂的中国企业也不在少数。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发表文章称，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有可能使全球技术要素与市场要素的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如今美国不仅在传统技术领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而且在诸多新兴技术领域也保持着对中国的压倒性优势。而美国在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等专业服务优势，合理的税收和移民政策，加上超强的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使得美国有可能率先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自新经济(310358,基金吧)革命之后的又一次产业革命，重新切割全球产业版图，从而在将美国从经济困局中解脱出来的同时，再度形成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与技术优势。
尽管最近几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都是第一名，而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的各种壁垒也间接证明，面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日渐强大的技术追赶力量，发达国家也有所担忧。但是如果中国不能赶上这次产业革命，只能继续以低成本、低价竞争赢得市场，在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中被边缘化。
正在悄然进行的这次产业革命中，中国有多少机会？
屈贤明认为，现在先进国家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方面也没有太过超前的成绩，例如产品方面，中国在这方面仍然有机会。
游峰介绍，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领域，由于需要把信息传输到中心存储器，因此衍生出信息安全问题，所以在这方面国家非常鼓励国产化，政府已经明确，要求政府事业机关等单位选择国产企业的服务。
朱文晖认为，因为中国已经渡过了人口红利期，进入刘易斯拐点。如果中国能够创立新的体制，在调动积极性方面有更多的优势的话，可以成为这次产业革命的受益者，这取决于怎样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跟上这个浪潮，而不是去对抗这个浪潮。
由此来看，中国在这次产业革命中暂时还没被发达国家落下。然而，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创新上的投入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另外，大而全的发展模式和GDP主义也在阻挡中国提升技术水平的脚步。
章玉贵指出，中国必须尽快改变以央企为代表的超大型企业重视规模与市场边界扩张的发展路径，尽快给有实力的民营企业更大的市场机会，此实乃为应对此轮超级产业革命的急务。
屈贤明建议，企业在这个时候应该冷静下来，向符合市场需求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热门的“高端“方向。产能别增长太快，考虑把产品做精。有钱多做创新和高新产品，可以改进工艺、开发新产品，这样的话，很多企业就会慢慢提升整体水平，转变粗放发展方式，企业就能变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