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到来，社会电力需求增速放缓，然而，我国电力产能的增速却依然强劲增长，其中尤其以煤电的（绝对）增速最快。从而已经使得整个电力行业，感受到了类似前几年煤炭、钢铁等全行业产能过剩的困境。与煤炭、钢铁所不同的是，电力产品是实时性的，不可能出现产品的积压。所以，在电力产能过剩的初期，过剩的表现通常不大明显。因此，出于各方利益的考虑，很容易出现否认电力产能过剩的争论。
几年以前，正是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导致我们很难对我国煤电产能严重过剩的趋势作出准确的判断。以至于伴随着关于煤电产能是否过剩的争论，我国煤电机组的装机还在快速的增加，电力产能过剩的矛盾还在逐步的加剧（恶化）。即便是最新颁布的“十三五”电力发展规划，其预期的前景也并不乐观。因为很多已经开始建设的煤电项目，虽然明知道一旦投产之后可能会增加产能的过剩，不应该建设，但是，已经很难要求其立刻下马。在这种现实面前，我国的“十三五“”规划可以说是一种各方利益妥协的产物。事实上，根据规划，到“十三五”末我国煤电产能过剩的矛盾，不仅不会缓解，反而还有可能会有所加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尴尬的结果？笔者认为，是因为长期以来，对煤电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
目前，关于煤电的出路何在的话题有着各种不同的版本。有文章论述说是取决于市场化改革，也有的说是取决于创新。应该说，如果仅从某一短时期来看，这些文章的分析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从更长的尺度上看问题就会发现，无论是市场化的改革也好，技术上的创新也好，都不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煤电一定要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宿命。所以准确地说，煤电的真正出路只有一个“转型”。任何不利于煤电转型的具体措施、建议，即便在短时间内看效果是好的，但从长远来看，最终可能都是对煤电本身和整个行业，以及整个社会的一种伤害。
从国际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一直走在我国前面，无论是他们的市场化程度，还是技术创新能力，都不比我国差。但是，他们对于煤电的出路，似乎既没有寄希望于市场化改革、也没有指望技术上的创新，而是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煤电彻底退出的时间表。当然，他们也并不能否认，当前的煤电还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命，所以，他们目前仍然要使用煤电。但是煤电的这种使命是在非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新能源，还不能担负起社会能源需求的时候，承担过渡能源的接替作用。而不是想靠降低煤电的成本，提高煤电的效率，来增加其抗拒能源革命的时间和能力。当然，即使煤电作为一种过渡、接替能源，在退出历史舞台之前，如果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也是件好事。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努力，绝不能成为一种抗拒和阻碍能源革命的动力和理由。如果不能保障这一点，甚至可以说，这种煤电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益的后果，是弊大于利的。因为，它很可能是以大量的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作为抵抗能源革命的代价。
例如，最近几年我国的煤电技术确实取得了不小的进步。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对煤电的技术进步似乎并不太感兴趣。笔者认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煤电科研能力、技术水平不行，而是由于他们对煤电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如何才能使其尽快地退出历史舞台。而我们的关注点，似乎还仅仅停留在降低煤电的污染和提高煤电的效率上，并没有把煤电最关键的转型问题（退出历史舞台）作为一个努力的目标。所以，在我们自喜于某些煤电技术的进步的同时，却忽视了能源革命和电力转型的大方向。一门心思的热衷于建设某些高参数的煤电，热衷于各种名目繁多的技术改造，认为只要技术上有所进步就应该大力支持、大力发展。最终，不仅造成了我国煤电产能的严重过剩，平均利用小时大幅度的下降，煤电企业自身也陷入经营困境，而且还导致了我国大规模的弃水、弃风、弃光的出现。以至于不得不在十三五规划中，大幅度的降低了水电、风电和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
再进一步看，目前所宣传的煤电的某些技术进步，其实也有夸大的成分。例如，我们的所谓煤电的超低排放，其实并不会降真正低煤电的排放，而只是降低了煤电的众多排放中的某几种污染物。国际社会公认的排放，是指二氧化碳的排放，但是，目前我们业内所宣传的煤电的超低排放，只是相对于个别污染物的指标而言的。所以，这种煤电的超低排放的宣传，其实有很大的社会欺骗性。因为很多公众包括一些知识精英和政府官员，并不知道，我们国家煤电的超低排放，与国际社会的排放，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如果按照国际社会的衡量标准，我们的所谓超低排放，其实都是增加排放。
这种由于名词定义上的问题造成的误导，并不是不能消除，但是我们业内的一些人，似乎根本就不愿意去消除误解。如果要想让社会公众都不产生误解，其实真的很简单，只要把我们所宣传的“超低排放”改一个字，客观的表达成“超低排污”就完全可以了。但是，我们业内至今都不肯去改变这一宣传名词。因为，不能否认，我们业内的一些人，似乎就是希望公众能对我国煤电的技术进步产生误解，误以为我国的煤电已经解决了全世界都解决不了的“碳排放”问题，所以我们才有理由继续大力的发展煤电。然而，实际上，发达国家之所以都无一例外的选择了让煤电退出的发展路径，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到目前为止，煤电的碳排放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因此，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如果煤电不退出历史舞台（转型），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进一步分析，对于煤炭来说，比气候问题更为严峻的其实是它资源的匮乏性。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煤炭这类化石能源的最大问题是资源有限（不多）。化石能源的本质是地球上几亿年来动植物吸收了大量的太阳能之后，其躯体被埋藏在地下形成的碳化物。自从工业化以后，我们每年烧掉的化石能源，大约相当于地球上以往一百万年内的太阳能的积累。按照这种速度，再有一二百年，地球上所有的化石能源都将被消耗殆尽。显然，化石能源绝对无法支撑我们人类的长期应用。所以，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必须要进行能源的转型。与其等到我们把煤炭、石油都烧光了，不得不转的时候再转，还不如尽可能的早转型。这样不仅能给我们人类自己留有一定的余地，也能尽可能的给我们的后代，多留下一些宝贵的化石资源。更何况当前我们人类还面临着严峻的由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气候变化难题。
研究表明：一旦我们把几亿年来已经固化在地下的化石能源，都从地下挖出来燃烧了之后，大量原来固化在地下的碳元素都将释放到大气中去。理论上地球的二氧化碳浓度，将恢复到几亿年前的2000ppm水平（当时地球上还没有出现哺乳动物）。在那种情况下，地球上的哺乳动物到底还能不能生存，我们还无法判断。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时地球上没有出现哺乳动物的原因，是因为还没有足够的时间进化出来，还是由于那种高浓度二氧化碳的气候环境，根本不适应哺乳动物的生存。总之，我们人类能源的转型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越早越好。
另一方面，如果从表面上看，煤炭作为能源燃烧的主要问题似乎是污染严重、效率低下（碳排放高），但它的好处则是相对的便宜。发达国家之所以都坚决的实施煤电的退出策略，笔者认为，他们更重视的是煤炭的本质问题（不多），而不是煤炭的表面问题（不好）。因为，他们很清楚，解决了煤炭的本质问题，表面的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但即使我们解决了表面的（不好）问题，本质（不多）的问题依然会存在。因为，假设我们的能源不转型，即便我们可以成功地解决了煤炭的污染和排放问题，没有了气候变化的压力，我们也只不过是能把煤炭的必须转型期限，延续了一、二百年而已。所以，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煤炭的最主要矛盾并不是不好，而是不多。因此，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发达国家的关注点都不在于煤炭和煤电的技术进步上，而在于能源的转型（让煤炭燃烧方式的使用彻底退出）。
目前我们行业内的很多人，完全没有认识到煤炭的主要问题——并不是“不好”，而是“不多”。所以，我们常常过分关注解决煤炭（包括煤电）的污染和效率问题，但却忽略了更重要的煤炭需要转型的根本。那些煤电的出路在于市场化、或者煤电出路在于技术创新的种种论断，其实都是建立在煤电的主要矛盾是“不好”的基础上的结论。另外，过分关注煤炭不好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不能准确地认识散煤替代。尽管我们都承认，用煤炭发电比散煤直接燃烧的污染少很多，效率也会高一些，但是，这丝毫也改变不了煤炭的资源有限性，不可持续性和必须要转型的根本方向。因此，散煤替代的政策并不意味着就要用煤电去替代。特别是当我们国家的煤电机组的平均利用小时已经如此之低，国内的弃水、弃风、弃光的电量已经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如果能用清洁电力替代散煤，直接完成能源的转型难道不是更好吗？
总之，在当前我们还不得不用煤炭的现实情况下，对于煤炭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煤炭第一层次的问题（不多）是本质矛盾，应该能少用，尽量少用，能转型，尽早转型。在此基础上，第二个层次的矛盾（不好的问题），才是包括散煤治理在内的治理污染和提高效率。笔者认为：我们这些年煤电发展中的问题，主要混淆了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关系。我们在强调散煤替代、煤电治理污染和提高效率的同时，却忘记了更重要的，煤炭应该能少用时、尽量少用，能转型时，尽早转型的根本。不仅如此，我们煤电的超常规大发展，客观上还一定会对清洁能源的发展构成巨大的影响。从数据上分析，自从我们煤电产能开始较严重过剩的2014年起，由于受到市场的挤压，我国的清洁能源就遭遇到了严重的困境，弃水、弃风、弃光的电量逐年加大。与此同时，由于煤电的过剩产能不可能很快就去掉，为缓解矛盾我国的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的增速，都不得不迅速下滑。也就是说，不管我们主观上能否意识到，煤电的超常规发展，已经对我国的能源革命和电力转型造成了实质性的阻碍和威胁。
此外，我国煤电的产能的严重过剩，不仅影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而且也严重的伤害了所有的煤电企业自身。2014、15年我国煤电的发电量不增反降，我国煤炭的价格一路平稳下滑。促使我国成功地完成了煤炭的去产能工作。但到了2016年，随着我国煤电装机的高速增长和弃水、弃风、弃光电量的加剧，我国的煤电发电量也开始了恢复性的增长。但这种逆能源革命潮流而动的后果所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则是煤炭价格的快速回升。这使得绝大多数的煤电企业，同时遭遇到了利用小时下降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双重困境。很显然，事实证明：在能源革命的大趋势下煤电产业不理性的发展，带给煤电企业的绝不可能是什么利益，而一定是困境。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2016年我国的煤电发电量不是恢复性的增加，而是继续大幅度的下降，煤炭的需求也继续下滑，那么我们市场上煤炭的价格，怎么可能会快速的上涨？现在，很多人都说我国的煤电矛盾根本就无解，其实，如果问一问谁是煤炭价格不理性上涨的推手，除了煤电还有谁呢？显然，只要煤电继续无序扩张，我国的煤、电矛盾就一定无解。相反，能源革命、电力转型和正确的煤电发展方向，才是解决煤电矛盾根本。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首次明确的提出了煤电要去产能的要求。客观地说，在此之前在媒体上我们从来就听不到“煤电要去产能”的声音。我们所听到的业内的专家几乎都是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我国的煤电并不过剩（最多只是承认是相对过剩、暂时过剩），还需要发展（其理由，竟然是目前的装机尚不能满足十年之后可能的需求），以及我国的煤电技术已经多么多么先进（如煤电的超低排放比燃气的排放还要低）等等。正是这些不客观、不理性的行业偏见，误导了我们煤电行业的发展。
现在不少人都把我国煤电的无序扩张的责任，推给地方政府。我们承认，中央审批权下放之后，地方政府确实是很多煤电项目审批的主要责任人。但是，客观地说，导致我国煤电无序扩张，以致出现今天的行业整体困境的主要责任，绝不是某个地方政府，而是在于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行业内的一批主流专家，出于某种行业的偏见和部门的利益，误导了社会，也误导了地方政府。大家想想，既然行业内专家们都说我国的煤电不过剩（即使过剩也是相对的、暂时的）还应该大发展，并且说我们煤电的排放已经比燃气还要低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它来拉动我们地方的经济呢？如果地方政府真的清楚，煤电的真实情况和无序扩张的惨痛后果，他们怎么会做出这样不明智的选择？
好在，这一切已经过去。目前，煤电去产能已经被国家正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不过，此时此刻，我们还需要反思、需要强调，反思我们为了扩张煤电规模而误导舆论的惨痛后果，强调我们煤电去产能的目标和动力，不能仅仅是为了给电力行业暂时的脱困，而应该包括更重要的能源革命和电力转型。
因此，在煤电去产能的一些具体措施上，我们一定要把握煤电的根本出路在于转型这个大方向。燃煤发电的技术创新和进步虽然也是重要的、有益的，但是，前提应该是不能因为过度宣传而干扰和影响我国煤电的转型。任何不利于煤电转型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特别是一些虚假、过度的宣传），客观上都可能会造成对能源革命的反动。前几年，我们电力行业已经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学费”。客观地分析造成电力行业目前困境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此时此刻，但愿我们行业内的专家们能尊重科学、尊重现实，站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超越眼前的部门利益，抛弃行业的偏见，亡羊补牢的补好这一课。为此，我们应时刻强调，在能源革命和电力转型的大趋势下，煤电发展的唯一出路只有转型。
